开门锁

　　马来青年导演柯汶利在陈思诚的推荐下，执导了电影《误杀》，随后加入陈思诚的公司壹同制作，成为一线.

　　柯汶利是85后，出生于马来，祖籍福建，在台湾成长为华语电影圈新锐导演。小有名气之后，奈飞给他发出offer，请他指导其进军亚太的首部原创台剧《罪梦者》，而陈思诚也抛出了橄榄枝，给出执导电影《误杀》的价码。最终，在国际流媒体巨头与中国内地黄金市场之间，柯汶利倒向后者。

　　陈思诚依靠“土味悬疑”开宗立派后，不仅导演□□□□、编剧□□□□、监制一肩挑，其公司壹同制作还孵化了大批做执行的新人。如《误杀2》和电影版《三大队》的导演戴墨，《消失的她》的导演刘翔□□□、崔睿，网剧《唐㊣人街探案2》的导演姚文逸□□、王天尉等。无论电影还是网剧，“陈思成出品”已然成为卖相的保证。

　　毕竟中国电影一年365天的绝大多数时段，都不是大片捉对的胜景，而是门可罗雀的哀情。除了春节档领跑第一梯队的《唐探1900》，刚刚过去的2024年，在商业

　　是在“廖化作先锋”的暑期档，柯汶利的《默杀》收获13.51亿的票房，虽然这部电影和陈思诚没✅有关系，但在特别鸣谢环节还是Q了陈导，除了知遇之恩的人情世故，《默杀》正是一部典型的陈思诚式电影——

　　则是在“寒蝉凄切”的元旦档。由陈思诚监㊣制□□□□、新人甘剑宇执导的《误杀3》，上映首周便反超四字弟弟的《小小的我》拿下元旦档冠军。而在它院线发行的前几日，内地圣诞档票房刚刚跌破十五年来的新低，《误杀3》至少在数据上帮忙粉饰了中国电影的些许排面。

　　山寨□□□□、翻拍□□□、情绪刺激为代表的投机倾向，愈发成为大银幕上争相效仿的版本答案。正负价值一相抵，很难说是这类电影㊣救了大盘，还是这类大盘坑了电影。

　　对此，陈思诚曾在《唐探3》上映时接受专访，不仅以“天下文章一大抄”强势回应批评，而且展现出了不亚于导演能力的口才[1]——

　　除了巧舌如簧的自辩，陈思诚确实没有一味照搬，其动机有多浮躁，手段就有多讲究。如果说最低级的借鉴才是抄，高级一点叫洗稿，那么陈思诚达到的境界则是融梗。

　　融梗的妙处，是在“巧合”中圆滑藏身，在“似曾相识”中觅得自洽，一句“英雄所见略同”就能规避指控。

　　在这一点上，曹云金□□、大张伟就✅远不如陈思诚，由于二道贩子特征过于明显，没少经历脱口秀的公开处刑，前者被调侃——“你那相声需要有人写吗？家里今年断网啦，购买的《笑话大全》抄完啦？”后者被揶揄——“你当裁缝可以，你自己㊣买布行不行？人家都做成衣服，你给别人剪了，你是裁缝？”

　　赵本山□□、宋丹丹小品《昨天今天明天》中有个家喻户晓的“薅羊毛”梗，而陈思诚的精明之处，正是薅羊毛从✅不在一只羊身

　　陈思诚的制胜策略，虽然是靠“高潮迭起悬疑片”和“轻松搞笑喜剧㊣片”的固定组合，但作为一个有选片眼光的产品经理，他的偷师对象基本围绕作者电影。除了诺兰□□、盖·里奇□□□、希区柯克□□□、朴赞郁等常规素材库，冷门韩影《苔藓》的反转思路也启发了几年后的《唐人㊣街探案》[2]。

　　之所以说取其糟粕，去其精华，是因为陈思诚清楚，现实中有很多人受限于自身的知识系统，只能通过反刍进食，他们会对作者电影吹毛求疵，却不会对爆米花电影挑肥拣瘦。陈思诚同样清楚的是，和他眼界相同的影迷不会成为他的受众；而其主力票仓则对杰作保持一种生理性的疏离，很难啃得动原版。

　　一方面，他坚持不懈把海外佳作搬运到最广大的中国观众面前，验证了艺术是不分国界的；另一方面，他充分把握下沉市场对于作者电影的消化能力——即对伍迪·艾伦□□□、是枝裕和□□□□、王家卫式的文艺片有限接受，对塔可夫斯基□□□、费里尼□□□、伯格曼式的艺术片零容忍，这就解释了他在改编时要把原作的精华统统去掉。

　　比起懂创作，陈思诚更懂观众基本盘。他明白有些人只是假装博学，实际却将思考意识和㊣文化自觉性视作日常生活的沉重负担。譬如在《唐探》系列中，不乏已然过时的油腻俗梗和略带性剥削意味的荤段子，放在欧美圈子开门锁，类似的处理一定会被diss，但在我们这里，大家只会觉得是无伤大雅的笑料。

　　而是基本盘业已形成的审美偏好，决定了像《里斯本丸沉默》这类佳作，多半只能赔钱赚吆喝，而现阶段能在市面上跑出来的黑马，大多是画虎类犬的二流产品。

　　可如果抛开艺术不谈，陈思诚无疑才是中国导演的“一线”，无论是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第五代，还是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的第六代，都难以在票房成绩上望其项背。这股借由“了解市场”产生的强大势能，既是当事人自信的由来，也足以覆盖他在创作层面遭受的质疑与批评。

　　当然，凡事总有✅例外，在真正的电影人面前，陈思诚也会显露不好意思的一面。比如《沙丘2》在国内上映时，片方别出心裁地邀请陈导与

　　有网友曾感慨陈思诚的“命好”：原生家庭开明有钱，求学之路有惊无险，事业更是一帆风顺，当演员能红，当导㊣演能火，搞投资能发，结婚能找到佟丽娅，还能生大胖小子，天天莺莺燕燕，还一点不受影响，离婚了也能跟前妻和睦相处。要才华有才华，要财运有财运，要兄弟有王宝强[15]。

　　唯独豆瓣网友的挑剔和倔强，是陈思诚永远攻不下的城墙。2019年，在《误杀》的知乎观影场，作为监制的陈思诚就毫不客气地锐评起了豆瓣。而他发难的原由，竟然是因为豆瓣网友给印度原作《误杀瞒天计》的评分更高。改编了别人的创意，竟理直气壮地想得比原作更高的分，的确让人很难评。

　　国产电影翻拍的风㊣㊣气，陈思诚虽不✅是始作俑者，却有集大成的贡献，即通过《误杀》与《消失的她》摸索出“海外华人犯罪”这条安全可持续的新路，一举开启“环大陆犯罪片”的潘多拉魔盒。在罪案可以频发□□□、白道随意涉黑的异域，终年压抑的尺度城门洞开。

　　影评人子戈分析过其中利害。对创作者而言，它意味着一定程度的表达自由，同样的故事，换个背景就能获得闪展腾挪的空间；对观众而言，它意味着相对纯粹的娱乐满足，能心无挂碍地感受大尺度；对主管部门而言，它恰与“纵观㊣世界风云，风景这边更好”的主流叙事相得益彰[4]。

　　这类仿作在短期内的超发同质，充分暴露了它的次品属性——色调饱和偏蓝，突出潮湿阴暗；角色大量流汗，凸显人性极端；情节一再反转，营造烧脑质感。

　　如今的电㊣影市场，翻拍片比横店的抗日神剧还密集：日本的《百元之恋》变成了《热辣滚烫》，韩国《老手》变成《大人物》，日本《盗钥匙的方法》被包装成《人潮汹涌》，意大利《完美陌生人》则变成了《来电狂响》，西班牙《黑暗面》和《看不见的客人》化身《门锁》和《瞒天过海》……

　　话说回来，其实改编本身不是问✅题，国产翻拍早年也有过《十二公民》这样的佳作，但一窝蜂地沉迷翻拍门锁电影，二创成瘾，在生搬硬套的同时以期捡漏，其做派难免不思进取。仅2020-2022年间，国产电影翻拍便扎堆上映20部以上，其中1/2的院

　　意大利电影《完美陌生人》内地票房5300万，同年翻拍的中国版《来电狂想》卖了6.41亿；杨幂主演的《我是证人》和《逆时营救》不仅改编✅韩国电影，还都请了韩国导演；同是演而优则导，苏有朋的《嫌疑人X的献身》大获成功，黄磊的《麻烦家族》和梁家辉的《深夜食堂》却满盘皆输[6]。

　　开心麻花的喜剧采买堪称万国博览会，光线与万达则押注日韩青春片。其中最成功的改编，是票房25.47亿的《西虹市首富》；而最抓马的翻拍，则是经历撤档的《小小的愿望》，原作《伟大的愿望》是部韩国性喜剧，翻拍后不仅降了尺度，还换了一个相反的名字。

　　演员方面，包贝尔与堪称搬运专业户。前者执导的《阳光姐妹淘》□□□、主演的《我的女友是机器人》□□、监制的网大《东北恋哥》，后者参演的《破·局》《你是凶手》，均视日韩电影为衣食父母。两人珠联璧合的《“大”人物》，同样由韩国卖座电影《老手》改编而来[5]。

　　日韩小清新IP的在地化运营，至多是在情人□□、七夕这类小档期搂一把，真正起到行业示范效应的，还属陈思诚监制的《误杀》与《消失的她》。第二次当导演便投身翻拍的贾玲，则因话题营销方面的穿透性，被一部分人贴上了“女版陈思诚”的标

　　与此同时，本土IP翻拍也愈演愈烈。“西游”IP只有星爷和彩条屋能看；“封神”IP在乌尔善出手前等同“烂片”（现在也砸了）；“三体”IP腾讯拍完奈飞㊣拍，奈飞拍完张艺谋拍；最爱炒冷饭的还属王晶，前脚拍完《追龙》，后脚就用同一场地拍了烂片《大嫂》，紧接着的《追龙2》和《追虎擒龙》，目标是把港片的老本吃干抹净。

　　纵观这批良莠不齐的翻拍大军，旧瓶装新酒者寥寥无几，而新瓶装旧酒者的弊端，则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：

　　如此浮躁的搬运风气，自会加速消耗观众的耐心，从去年一整年的情况来看，国产翻拍的红利基本见底。佐证之一，是包贝尔那部《大“反”派》院线票房惨败，黯然转入网络播出；佐证之二，是陈思诚监制的《误杀3》，故事也由改编变成了原创。连最爱鼓捣翻拍的人都主动踩了刹车，其信号不言自明。

　　当然，此前滥竽充数的翻拍变多，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原创受阻，扎根现实表现真问题，意味着变幻莫测的风险。

　　虽然电影行业不愿冒险反映真问题，但伪现实主义近年倒大有风行之势，一个字总结，就是蹭，用最简易的流量奇观消费最躁动的大众情绪。

　　在此一节，业界标杆自然还是陈导。《误杀3》路演时，陈思诚提炼出了一套新话术：“我现✅在㊣反而觉得，我们就需要所谓的产品经理。因为我们这么产品□□□□、这么算计□□、这么精明，电影市场还这么㊣差，我们还打不过人家游戏□□□、人家短剧，打不过那些东西。”

　　我们可以看到，在陈思诚南辕北辙式的“反思”下，电影市场不行不是因为创作者不够真诚，不是因为创作空间愈发逼仄，不是因为创作反馈愈发浮躁，只是因为算计得还不够。这是一种思维模型的谬误，当电影降格为㊣一种“愿者上钩”的娱乐，即便短期能卖座，最终也会跌入万劫不复的速朽轨道。

　　如同《芭比》在欧美性别文化中成为一种尺度，中国电影也流行“把陈思诚作为方法”——它在投✅资上是正向的，在审美上是反向的，即一部国产片“含陈量”越高，就越能吃到下沉红利。

　　对于这种投机属性，陈思诚曾多次予以否认，他指出迎合热点和创作规律相悖，电影的生产周期很长，就是想蹭也很难蹭得上[8]。然而从事创作的人都知道，热点和热点是不一样的，短期热点的确追不上，但只要能对长期热点添油加醋，就是以小博大的财富密码。

　　投机迎合的伪女权电影，本质是一种廉价的情绪疏导，好让女性观众在电影院把气出了，回家继续洗衣服刷碗。

　　剧评人毛尖对《消失✅的她》的批评有两点，一个是在不能自洽的逻辑中把富人描述得很naive，另一个则是沿袭了国产剧常有的赞富鄙穷的畸形价值观：底层健身教练娶了亿万富家千金，严重僭越了等级秩序，所以后续情节一定要安排凤凰男作恶，连最后的眼泪都只是流给腹中胎儿[9]。

　　作为一部商业片，贾玲的《热辣滚烫》对类型的把握驾轻就熟，但在原作《百元之恋》面前，它的问题也很鲜明。如剧情和拳击的生硬联系，角色并不热爱这项运动，她只是需要一个救命稻草来自证不是废柴。如果始终未能找到闪光点，其存在仿佛就是羞耻，这种意识缺少日本原版对于底层境遇的朴素悲悯[10]。

　　王宝强导演的《八角笼中》则体现了一份力有不逮的粘合。他希望将自己在李杨□□□、韩杰□□□、贾樟柯电影中饰演的边缘草根，跟在陈思诚□□、徐峥□□□□、黄渤作品中出任的土味活宝做整合。

　　而徐峥那部《逆行人生》虽然有着不俗的完成度，但在立意上却不免何不食肉糜的轻佻。相较于片中的底层外卖员为身患绝症的女儿凑手术费的绝望，主角身上属于落魄中产的痛苦，不过是阶层优越感幻灭的挫败，以及无法再待在上升通道的颓然，他只需要把房子由大换小，就能与垂影自怜的矫情达成和解[13]。

　　作为一部典型的电影节电影，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的镜头摇晃对于院线观众并不友好，内核也与诺兰《星际穿越》相似，难称新鲜，但在情怀加持与同行衬托之下，它还是成为了精英媒体眼中的年度黑马。这类电影是多元生态的组成部分，但追捧为行业标杆则具备误导性，因为它无法撑起主流观影市场。

　　韩寒的《飞驰人生2》整体优于前作，世俗与热血相互角力带来的沉郁，部分冲淡了韩寒电影故有的抖机灵。但在剧作严密性上，它继续暴露创作者才情有余而耐心不足的特点，刻画情节过于随心所欲，对转折缺乏必要铺垫。而看似无关痛痒的细节成色，才是一部电影得以进阶的重点所在[10]。

　　内地代表是吴京，香港代表则是林超贤。从徐克的《智取威虎山3D》算起，这一类型保有红利期长达10年，一度是港片北上合拍首选，但结合近期市场表现，已经很难复制高点的成绩。

　　的共同点，这种整体层面的短视属性，可视为行业面对不确定性的反应。换句话说，它不是因，只是果。

　　而为数不多重金㊣投入□□□、费时制作□□□□、敢于加杠杆的A级商业片，均背靠“爱国主义”（《八佰》）□□、“集体主义”（《流浪地球》）□□□、“传统文化”（《哪吒》）等属性存身。一旦这些工业大片在重要档期断供，电影市场就会陷入阶段性疲软。

　　清华社会学者孙立平在研究上世纪90年代中期低息状况下的民间高储蓄时发现，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，除了会导致人的短期行为（如投机），也会导致极端化的长期行为（如不消费）。其结论是：老百姓不是喜欢存钱，而是不清楚未来如何，所以不敢花钱[14]。

　　归根结底，电影市场想要繁荣，电影就不能仅仅被看作艺术表达，而是应当首先被视为一个产业。一部电影从立项□□□、筹备□□□、制作□□、审批□□□、发行□□□□、宣传到放映㊣的一系列环节，应当受到相关法律的保障。

　　关于《解密》的票房惨案，有人说因为谍战是一个被拍滥了的电视剧题材；有人分析创作者并未试图转型，他只是想吃“主旋律+工业化”的红利，却不料进场过晚；还有人认为诚师其实很在意影迷对自己的评价，为了摆脱“只会赚钱的商人”的标签，这次干脆连✅票房都不要了——他真的□□□□、我哭死！

　　这一点，在宁浩2024年的两部阐述原子化与㊣娱乐至死的时代病理的新作中体现得最为明显：春节档上映的《红毯先生》，历经撤档后重映，累计票房仅有9365万；国庆档上映的《爆款好人》，2714万的票房更像是对片名中“爆款”二字的讥讽。

　　在创意行业的生产力不能被尽情释放□□、大众市场的观影需求不能被充分发掘□□□□、主流观众的审美习惯不能被悉心培养的当下，市面上那类投机之作越成功，诚意之作越失败，就越显得中国电影的铜板，现阶段只能跪着去挣。